他是一個堂堂男子

　　整個說起來我再也見不到他那樣的人了。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認識王西京的畫很早了，認識王西京本人卻是近幾日的事。

　　西京……一個典型的關中儒雅志士，沉思、穩健，有著關中人的豪邁、曠達，又具有畫家的儒雅、明哲。似乎有座山予他也能毫不動容地納之入心中，而那種溶大千世界于心中的氣魄，所發揮于筆端的是一種博大精深的哲理。以他獨有的藝術語言書寫著中華民族的正氣之歌。

　　

一

　　１９４６年，西京出生于西安一個普通人家，沒有顯赫的家世，父輩中也沒有成為畫家的歷史，有的只是一個不怎么樣的嘈雜的大雜院，一個擁擠的小屋，一個勉強維持溫飽的貧困家庭。西京從小喜歡繪畫，買不起書看，就在平時收集一些被人丟掉的殘書和散頁上的圖畫，將其整理、縫訂后，進行臨摹。后來他在舊書攤上得到一本《芥子園畫譜》和《陳洪授水滸葉子》，如獲至寶，便開始在粗糙的草紙上用水墨涂抹、臨摹，長期堅持、刻苦不輟。那時每逢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帶著干糧跑到省圖書館閱覽室，一泡就是一天。寒暑假期間，西京不得不將繪畫放在一邊，去打工掙學費，用打普工、拉石子、石灰和磚瓦換來的微薄收入買回紙和筆，供自己練習繪畫。就這樣西京靠自己的執著和忍耐走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考進了西安美院附中。西京曾有過一位啟蒙老師，他就是畫家余正常先生。余先生雖未成大名，但卻是一位典型、正直的儒家知識分子。他的許多不茍世俗、剛正坦蕩的品行給少年時代的王西京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實際上他們已不僅僅是師生情誼，面成為了忘年之交。文革中，余正常先生遭受政治迫害，蒙冤去世。這在王西說心靈深處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常常耳邊響起余先生臨死前給他說的話：“我多么希望你能成為一個正直的藝術家，這樣，你的藝術才有價值。決不要茍合一些世俗的東西，要有自己的人格，要走自己的路”。先生的話及先生的凜然正氣總讓西京震撼。王西京成熟了。

二

　　王西京選擇了人物畫的創作道路，尤其是著意選擇了使命感、正義感很強的歷史人物畫創作。屈原、司馬遷、杜甫、岳飛、文天祥、范仲淹、李時珍等都是西京筆下塑造的對象。他景仰他們的為人、為世，更景仰他們的“民族骨氣”，“作為歷史，他們賦予了民族文化一種永恒的精神”。正是這樣精神才支撐著我們這個多難的民族，自強而不息、歷經萬劫而不滅。后來他也畫人民領袖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陳毅等一批當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當然這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續。

　　王西京在茫茫歷史歲月中徜徉，于１９８４年推出了《遠去的足音》這一具代表性的宏大而成功的力作。他以戊戌變法中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劉光弟、楊銳等六位志士殉難之際的悲壯場景為題材，以氣吞山河的悲憤激情，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手法，使畫中六君子巍然并屹，宛如一座頂天立地、氣沖霄漢的群雕，構成一種沉雄悲壯的凝聚力，也為古今銳意改革的民族志士樹立了一座亙古的豐碑。

　　

三

　　王西京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確立了成為當代畫壇一位優秀畫家的地位，與眾不同的是王西京沒有只顧自己的成名而忘記了歷史的責任。他認為當代文化的繁榮是一代人的事而不是幾個人成名的事。西安畫壇人才濟濟，但眾多的人才卻沒有創作條件，更沒有一個大家交流研討的場所。

　　1985年，作為西安美協主席的王西京給西安這塊有著豐富文化沉淀的泥土，創造一個治學的園地，“大蔽天下寒士”，開始著手創建“西安中國畫院”，籌建畫院并非易事，沒有一寸地，沒有一分錢，王西京找到市主要領導人，得到的答復竟是“西安的博物館、圖書館尚未建成，幾萬件文物、圖收尚不能展出、陳列，只好陳放在庫房中，畫院自然排不上日程”。而王西說卻橫了一條心決定自己干。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從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西安中國畫院的落成，其中歷經了長達五年時間，用他的話說是“當了五年的‘泥瓦匠’”，這期間所經歷的磨難和心酸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個以平靜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的畫家來說,磨難成了達摩的面壁,五年破墻而出的畫家從中參出人生的真諦。也改變了西京以后的畫風——淡泊、寧靜、曠達、飄逸，也更加讓他堅定了“寵辱不驚、淡泊名利”的做人原則。如果說是禪是參佛人的最高境界，那么破壁而出的王西京卻更像一個參禪的哲人。

四

　　近幾年來，王西京頻繁的出訪、講學、巡回舉辦個人畫展，使他在海內外名聲大震，收藏家競相收購其畫作。他被看作是中國第三代最有潛力和希望的大師的苗子。海外許多懷有各種目的的人士千方百計策劃請他遷居海外，最終都成為徒勞。王西京深知國外物質條件的充裕和生活無拘無束的自由浪漫，但面對各種誘惑，他的心卻依然如水般平靜，他離不開哺育他人生和藝術的這片黃土地，他那顆愛國、報國的赤子之心，無法冥沒。正如王西京在他畫集的序言中所說道：“我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中國人，一個內心盛著過多憂慮，過多責任的中國人”。他要用自己的靈肉和良心為這方土地盡力去做些什么，那怕是有益而微不足道的平凡的事。

　　一次在日本的畫展中，王西京一幅《郭沫若肖像》被收藏家竟相購買，畫價被抬到60多萬。而恰在此時，王西京得知日中友協一個曾為中日文化做過許多貢獻的日本朋友也非常希望得到這幅畫。王西京從容取下這幅畫，分文不取，奉送給了這位先生。日本朋友捧著畫，眼含激動的淚水，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王西京曾受政府之約為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總統王鼎昌先生畫過肖像。后來在第二次亞太會議期間，王西京作為中國代表出席會議。又一次來到新加坡。當地一位很有錢的“軍火商”請西京到“新加坡華聯大廈”吃飯，并邀集了很多商界朋友，揚言說王西京在給總理、總統之后的第三肖像畫將是為他作的。席間他捧出一個特大放著巨額新幣的紅包給西京，要求西京能如愿為其畫一幅肖像，西京卻毫不猶豫的謝絕了，這使“軍火商”十分尷尬。其實王西京也曾為新加坡許多普通人畫過肖像。后來這件事在新加坡傳為佳話。新報載文稱其“為民族保留了元氣”。當然這是說王西京的畫也是在說王西京的人。

　　

五

　　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待人生，王西京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美學思想，對于傳統，他有自己的理解：“我以為，對我們一代人而言，對傳統的無知使對傳統的反抗變得蒼白無力，換言之，我們距傳統不是太近而是太遠。”“中國文化之博大，從民間、通俗到士大人文化無不蘊含著一種祥和平靜的富貴氣息。”“而中國高雅文化實際上是宮廷文化和貴族文化”。王西京將自己人生的沉淀變成對人生的曠達他開始追求一種空、靜，一種超自然，感情宇宙與人生間的心靈軌跡，以求從歷史中掙脫，淡化在畫面中占支配地位的物，轉入對宇宙、意識和人生價值的深沉思考。1988年后，以《天閑云淡》、《江月何年初照人》、《斜陽正照》、《明月清風》、《雪落空谷》、《坐到黃昏人悄悄》、《小園香徑獨徘徊》等為代表的一批新作以其淡泊、靜默、空靈、和諧的意境又一次使畫壇耳目一新。誠然，王西京在不停息的變化，變化就是生命，要不斷的區別古人，區別今人，同時更重要的是區別自己，他的每一次變化都將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和藝術境界靠攏，相信他的藝術將生生不息。

　　我以為王西京藝術中的正氣則根植于他作人的正氣，正是這種精神，如同我們民族千百年來所有的文人志士一樣，鑄成了中華民族之魂，匯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的正氣之歌。

　　王西京繪就了時代的凜然正氣，也繪就了一批親的畫壇文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