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傳統藝術

——王西京文藝理論初探

牛力

艾略特說：“產生一項新藝術作品，成為一個事件，以前的全部藝術作品就同時遭受了一個新事件。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程序，這個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近來而發生變化。這個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現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樣以后要繼續保持完整，整個秩序就必須改變一下，即使改變得很小；因此每件藝術作品對于整體的關系，比例價值就重新調整了；這就是新與舊適應。”①如何對待我們的傳統與傳統藝術？這個話題老生常談。

從史的角度考慮，藝術的特征不只是個性和感情，它的母體里還孕育著文化，它是個性和感情的孿生兄弟。在《開源》一書中，王西京對藝術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闡發，有助于理解“詩并不是放縱情緒；而是逃卻情緒；詩并不是表達個性，而是避卻個性”這個舶來命題。②

第一，民族文化特征是傳統藝術走出發展困境的突破口。

跟文化散文作家，比如余秋雨不同的是，王西京眼里的“文化”是看得見，能感覺得到，甚至是能摸得到的人文古跡、古人遺跡和歷史精神遺留。說的再具體一點，它是影響著當今陜西經濟文化發展，構成陜西人民生發展的活文化，而不是放在博物館里的陳設和故紙堆里的典籍。他指出：“樓觀臺方圓十余里之地，應仿黃陵、大雁塔，在必要的地方，盡可能培植以種種規格的銀杏樹，讓銀杏的身影、果實、精神在太上開教之所成為普遍的存在。”③致力于一種旅游的精神文化氛圍的營造，把藝術作為精神文化氛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采用音樂、美術、風光、文學、哲學等方式使其成為解經說道的重要手段，然后把深邃的經文口語化，或哲理的東西故事化，攝制以光碟，充分滿足當代人與歷史需要，滿足國家與社會的需要。”從外部著眼，功用成為推動傳統藝術發展的動力，利用場效應培育出傳統藝術市場和經營。

第二，繼承傳統藝術的整體性，避免了作為類的藝術在“新”與“舊”發展中的閹割。

在涉及長安古樂這門口傳藝術的章節時，王西京考慮到了它“本身所依存的民俗生活氣息、宮廷音樂氣韻、大唐志士氣節、大漢民族氣度以及在拓疆定邊的軍事行動中所展現出來的那種所向披靡的氣派等等，都是古城氣質塑造或不可缺的精神養料”，指出“黃陵祭祖、外事交往、旅游禮儀、佛家圣誕、道家集會、民俗節日、文化活動等都是長安古樂表演活動的好時機。只要到家到位，自有效應效益。”他要求“在排演上，要一板一眼，原原本本地按原鼓樂譜與傳統演奏方式、方法嚴格要求不能走樣。另外要深入研究，樂器組合可適當調整，以求和協性美音。”在自身“造血”不足的情況下，他提出兩種“輸血”方式，一是私立、官辦學校及專業院校、學社共同聯手”創造德才兼備的人才梯隊，二是文化部門要制定相關方略，放寬政策予以扶持。這里需提醒的是：一九五六年，與音樂工作者的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觀點，但決非當下某些傳統藝術領域中的成功人士對待民族文化那種能用的用，不能用的扔。站在時代前沿，作為個人對待傳統藝術可以有所取舍，而作為一項文化政策對“類”的扶持，王西京的闡述是有深遠意義的。

第三，式是傳統藝術重要特征并不是發展的絆腳石，成為絆腳石是有沒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觀念。

王西京認為：“藝術家本身的質量問題，實質上也就是對人類社會生活無比關注的個人立場與審美及真善的思考高度。藝術的高品位質量是一個時代藝術質量的標識與標志。它體現在高標準的思想性、技巧性相統一的基礎上。”作為一門傳統藝術，秦腔的“特色在于秦，美感在于腔，實質在于劇”，程式的作用使得“從生活而來的藝術卻同生活保持一定距離，這樣才會產生一種令人賞心悅目或牽腸掛肚的東西。這個距離就是再現與表現的不同程度，就是寫實與寫意之間的意象反差等級，提升一點，就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想象過程中的嬗變歷程。”不可否認，程式在悠久歷史中過多的積淀與我們生活產生的隔閡足以影響到它的發展，秦腔“四功五法”的程式遠遠沒有明星的連蹦帶跳更吸引著年輕的一代。針對于此，王西京認為秦腔“應把知識經濟的嶄新觀念納入自己的文化系統，使之成為新創造的營養，努力使中國歷史上、現實生活中用知識創造財富，用知本報效祖國的杰出人物成為舞臺上活生生的的藝術形象，使秦腔從狹隘的農業圈子里走出來，真正成為當代人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對“類”的藝術任何倡導都直接影響它的從業者的藝術追求，繼承意味著個性和感情特征已讓位與傳統和文化。

傳統藝術的發展，它刷新的是悠久的歷史傳統，故而傳統藝術更多的要求它的繼承者是一種藝術精神的操守，然而就在這生吞活剝的文化體驗中自我融進了歷史，在這融會貫通中個性與感情得到了培育。傳統文化與傳統藝術擱置在功用、整體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傳統文化與傳統藝術的互激作用，有志于傳統藝術的藝術家的形象一下子被塑造的高大了許多。中國這樣，西方也這樣。

①見《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上卷260頁，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4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③以后未引出處均見于《開源——陜西人文資源保護與開發的思考》，作者王西京，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