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人物畫壇上，王西京是一位頗有名望和成就的畫家。他在陜西這塊文化厚土上成長起來，至今堅持在這黃土地上生活、創作實在的循著自己選的路走下去，的確表現了一種深沉與執著。多少年來始終從事人物畫這一社會功能最為突出的品類，始終表露著鮮明的對歷史和社會的思想感情的取向，始終運用生物、明快和寫實的造型語言作為思想與情感的載體。在當今畫壇上的旗幟被西風吹得顛來倒去的時候，這種種也確乎是一種執著。

在中國繪畫史上，人物畫曾有過十分輝煌的時期，就在王西京生活的地方曾呈現漢唐文化的璀璨，在“明勸戒，著升沉”“成教化，助人倫”這種儒家精神的推動下，終于發展到五代、兩宋的高峰。當然這個發展過程仍是以其思想批判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提高為標記的。在這里應記取的是，傳統中國人物畫確是有“干預”和“參與”人生的積極入世的傳統。

近代人物畫的復興始于本世紀初，是與中國人民在國家危亡社會凋敝中蘇醒與振興相同步的。從任伯年畫《關河一望蕭索》流露出的無奈到徐悲鴻畫《愚公移山》的熱情呼喚，以至趙望云等革命青年在抗日烽火中爆發的激情，延安根據地革命大眾化的藝術，更標志著人物畫積極參與社會進步的全新階段。然而，也只有在建國后，在和平安定的條件下，人物畫方始得到更為廣闊的發展天地。雖然有過曲折，但人物畫的發展是得天獨厚的，徐悲鴻、蔣兆和、葉淺予等從事的水墨和墨彩人物畫類型的藝術由于美術院校的教學而廣為傳播，影響最大。其他風格類型的人物畫也各據一席，如趙望云、石魯尤其是趙的學生黃胄代表的水墨速寫傳神類型，以關良、林風眼為代表的水墨寫意夸張類型，以及傳統工筆人物畫類型等等，都是在深入生活中尋求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在建國后17年乃至“文革”的十年中，不止一輩人在嘗試、醞蓄、積累、豐厚，直到新時期到來，解除了禁錮后，人物畫和其他畫種一樣，其發展勢頭如爆發奔突，令人眼花繚亂。這也是符合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的。

新時期以來人物畫重大收獲就是產生了難以數計的好作品和眾多的有才華的青年畫家，王西京應是其佼佼者之一。

王西京于1966年畢業于西安美院附中，算起來正好趕上文革前一段受到較扎實嚴格的基本功訓練的幾年。事實證明對有才華的學生來講，經過附中的科班訓練，基礎功力已夠用。然后是十幾年在報社任編輯、記者，在“風口浪尖”上滾過吧，從記載里我看到他畫過連環畫——這是人物畫的百科全書式的訓練。經過“文革”這時期的人幾乎很少不是憂國憂民型的，難怪王西京后來畫了許多與歷史、社會思考有類的人物畫，如《作家柳青》《愛國詩人于右任》《張學良、楊虎城》《孔乙已》《阿Ｑ畫押》《遠去的足音——戊戌六君子》《臥薪嘗膽》等。

陜西人物畫也有自己的特色。趙望云、石魯為代表的“長安畫派”強調“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傳統”。人物畫創作也包括其中。劉文西等人的一系列人物畫作品逐漸形成了“親近人民、深入生活、情感真摯、語言明快、風格渾樸、功力扎實”的現實主義風貌。這是一個隊伍：劉文西、王子武、郭全忠、王西京等等多位。王西京應該是其中的少壯實力派。他畫過一系列歷史人物：屈原、司馬遷、曹操、蔡文姬、阮籍、嵇康、杜甫、李白、范仲淹、蘇軾、鄭板橋等，從這個名單上可以看出他寄托在人物畫中的價值取向。思想是鮮明的，情感是熾烈的，而藝術手法又是依照表達對象的不同而極力求取視覺效應——造型語言塑造性的凝聚。藝術的功能便是表述思想，傳達感情，——通過審美手段在藝術創造主體（畫家）和接受客體（觀眾）之間達到完全的交流與接受。舍此而談藝術無非是狂言與欺騙。以此來衡量王西京的畫，應該說他得到了成功，他的清新明晰的藝術語言表達了他的所思所戀，令觀者動情和陶醉。

其后十年，王西京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廣闊的空間中馳騁，收獲豐厚。這里不僅是技法嫻熟游有余的問題，而是更多的思考和更簡括、更精純的語言的選擇、創造的問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年里，中國畫壇經受了種種沖擊，這里包括西方文化的沖擊和關于傳統價值的否定的深刻沖擊。于是有人遲疑退縮了，有人自我否定了，有人擇木而遷了。當然，還有更多的人堅定和執著地畫自己的畫，走自己的路——我想，王西京沒改變。最近我讀他的畫，有一段自白文字令我動容，他是這樣寫的：“每逢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時，這些句子中間那種儒家的、充分體現著社會意識以及巨大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的內容總令我莫名地感念哽咽而不能已已，我開始明白，我是一個徹徹底底中國人，……我固執地走傳統的路。”通過這段話，通過他的作品，我感到和這位素未謀面的畫家之間，有了一種理解和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