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王西京的水墨作品，走進他幾十年走過的藝術歷程，有一個很深的感受，那就是：它是與時代同步，具有文化自覺性的藝術家。他的一幅幅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時代從社會意識到審美理想的變化；他個人的藝術審美趨向，反映了他對民族傳統文化和藝術的深刻認識。

自古至今，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他的思想意識和行為，不可能不刻上時代的烙印，藝術家也不例外。但是這并不表明，在同一時代生活中的人，對客觀社會環境的主觀反映所體現的價值和意義都在同一水平之上，這是毫無疑義的。每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決定了他的選擇取向，對藝術家來說，還有與之相關的藝術觀的問題。王西京是一位有藝術使命感的藝術家，它是在1968年從專業學校畢業后走上藝術創作道路的。他經歷了“文革”的鍛煉，在實踐中繼續學習，通過大量臨摹古代人物畫和連環畫創作提高了自己的造型技巧，尤其是以線為基礎的中國畫造型能力。在1969年到1974年間，他創作《越南女英雄》、《林中響箭》兩部優秀連環畫，受到業內人士的好評。應該說在對待傳統中國畫的問題上，他是有心人。在“文革”結束不久的1978年，他就出版了自己編寫的書《中國線描人物畫技法》。這當然與他生活在這個有悠久文化歷史和有中國畫傳統的西安有關，但也說明了他勤于自學，勤于鉆研傳統藝術，在同輩人中較自覺地認識到中國畫的價值。

王西京的自覺性還表現在另一方面。當時在中國創作領域，許多藝術家出自于弘揚崇高民族精神和贊揚愛國英雄主義的熱情，紛紛選擇重大歷史題材進行創作，但與此同時，畫界還殘留著“泛政治化”的傾向，題材決定論仍束縛著藝術家們的創作。有些藝術家在題材選擇上下功夫頗多，而在藝術處理上卻經營不足。王西京八十年代以歷史為題材的人物畫，很注重藝術本體，注重語言自身的感染力，既有寫實的造型技巧，又有中國畫的筆墨功力。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物畫創作，吸收西畫素描造型之后出現了寫實的傾向，對于這一點，今天有人提出質疑，認為這是對傳統中國畫的否定，這種看法似乎脫離當時的歷史實際，不夠全面。中國畫中的人物畫創作吸收西畫寫實造型，是在“五四”之后“中西融合”大思潮中產生的一種不變現象。不可否認，“中西融合”大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藝術有積極推動的一面，也有壓抑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的一面，那是因為“西學”以強勢的姿態“東漸”，寫實造型的細化也是以“科學”的方法被引進來對傳統文人畫加以“改造”的。但是中西藝術交流、碰撞的過程，產生了刺激和突進中國傳統藝術向現代轉型的積極成果，尤其在人物畫領域。當然，“新體”人物畫有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如何把西畫的素描寫實造型融進以線為基礎的國畫寫意造型之中，需要幾代藝術家的努力。當王西京走進中國現代人物畫畫壇時，也和他同輩畫家一樣面臨這一課題。他在一系列歷史人物畫中逐步摸索出解決這一課題的方法，反映他這一階段創作成果的代表當推1984年完成的《遠去的足音》。

《遠去的足音》取材于1898年的戊戌變法的題材，描繪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楊銳、劉光弟六君子慘遭清政府舊黨殺害、壯烈犧牲的場面。此畫創作和展出于改革開放初期，不僅有紀念先烈的目的，也有毋庸置疑和現實意義。這一點可見作者的題跋：“諸君以身許國，血濺改革之業，激勵天下，促民族之覺醒，氣貫中華，英魂不逝，誠可歌可泣也。時值改革之年。”用中國畫處理六位英雄人物壯烈場面，可以用兩種方法：以白描為主的線造型手段和以塊面為主的繪畫語言。王西京選擇了后者，這不僅是因為當時流行這種“中西融合”的造型模式和他本人掌握這種造型技巧，而主要是出于題材本身的需要。這一歷史事件本身具有的某種情節性和悲劇性，人物心理層面的復雜活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場面氣氛，都需要在畫面上有雕塑般的立體造型。在《遠去的足音》畫面上，我們看到有堅實體積感的人物造型，看到豐滿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到在統一氣氛下的人物不同內心活動的細致描寫。這是一幅有紀念碑效果的歷史畫卷。在這里，作者既運用了他掌握的寫實造型功力，又調動了他在筆墨上積極的修養與技巧，如筆線的遒勁有力，墨色的濃淡變化，黑白虛實的處理……巧妙的是兩者有機融合，用來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這里，王西京似乎沒有過多地考慮中國畫與西畫之間的界限，他的目的是描繪歷史事件，是塑造人物形象，是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是呈現主題。他之所以不看重中西繪畫語言的差異，不僅是因為它在這兩方面均有造詣，而且作為藝術家他在實踐中體會到，中西繪畫雖屬不同體系，表現方法各有特色，但作為造型藝術，兩者有共同的追求，決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鑒、相互交融的。

當然，王西京對傳統文化精神，對中國畫特有的觀念和技巧的認識不斷在深化。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他在人物畫上新的追求表明他有新的心得和體會，有新的藝術追求。他創作以《人民領袖》和《魯迅》為代表的一系列描寫國家領導人和歷史人物的繪畫，在藝術風格上有較為明顯的變化。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更重視線的表現力，更注意發揮虛白在布局中的作用，語言更具有寫意性。一句話，更體現出傳統文化精神。他似乎把寫實造型技巧隱藏在畫的深處，不讓他表露于外。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可以感覺到它得益于寫實的造型功底。這種風格的變化，對畫家個人來說，是實踐經驗積累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一種新的體悟。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是時代給中國畫創作提出的新課題，與其說這是對歷史上出現的某些偏差的一種補償，毋寧可以看作是“舊”（包括文人畫在內的中國古代繪畫傳統）與“新”（五四以來形成的新傳統）的整合。不論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多少意見分歧，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當代中國畫的人物畫要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藝術傳統，這決不意味著要單純地走文人畫老路，但在文人畫的優秀傳統中又可以汲取的重要養料；“新體”的寫實性人物畫必須體現民族精神。王西京的思維是辯證的，他清楚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實質所在。似乎三個重要的概念在他腦海中徘徊，那就是“民族傳統”、“時代”和“個性”。因此，他在藝術風格的變化或轉型的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做”出來的。他的許多描繪古代文人雅士或以古代詩詞為題意的人物畫，十分講究筆墨語言，如筆線的遒勁洗練，墨色的豐富變化，在點、擦、皴、染中顯示氣韻，在變形、夸張中抒發自己的主觀感情，根據描寫人物特定的情景表達不同的意境。這些畫沒有重蹈前人的老路，而具有自己的個性特色。這表現在：一是格調清新、高雅；二是在平面的線造型中形象有內在的飽滿感。

深諳民族傳統藝術情趣和格調與精湛技巧，又具有開闊的文化視野的王西京，在向藝術深處不斷逼近。他的有些作品已經超越人物畫范圍，用簡練、含蓄甚至朦朧的語言表現某種意境，表現對人生、歷史和宇宙的思考。無疑，他是在探索寫意筆墨的無限可能性。王西京懂得時代在發展，人們的審美趣味在發生變化，藝術家的創作必須適應時代和大眾的需求，藝術家必須在傳統和現代的審美意識之間架起橋梁。顯然，他和許多當代從事中國畫創造的藝術家一樣，在復歸傳統方面所作的努力，是為了創造具有現代感的藝術。這種現代感不同于西方現代藝術，不脫離大眾，不無病呻吟，而有健康的格調，充實的內容。這是我們新時代的藝術歷程。在這條道路上王西京已取得豐碩的的成果，但仍有施展才智的廣闊空間。相信他不會辜負人們寄予的厚望，在藝術創造上會取得更大的貢獻。

2006年2月于北京，中央美術學院